“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1946年8月16日，早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看到溥仪的时候，溥仪情绪激动，拉着他的手失声痛哭，管他叫“同志”，这让向哲浚始料未及。向哲浚回忆说：“我记得头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看见我好像顾虑重重，因为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他担心中国是不是要审判他。”向哲浚告诉溥仪，要放下包袱，好好到法庭上去。

中国末代皇帝将在国际军事法庭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空前的，这也是末代皇帝溥仪沉寂五年后首次回到公众的视野。溥仪的出庭引发了全世界媒体史无前例的关注。日本的《朝日新闻》把溥仪的出庭说成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天的法庭也显得极为拥挤，记者席上早已坐满了各种肤色的手持摄影机和记录本的记者；连台阶上边的旁听席也拥挤不堪。

上午11点25分，法官传证人到庭，整个法庭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这位新证人。溥仪身穿一套浅蓝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因为没有戴帽子，可以看到他那满头厚厚的头发，其中有一绺垂在宽阔的前额上。通常护送证人的都是一个宪兵，但溥仪出庭始终有两个美国宪兵和一个苏联军官站在他的身后。

“我1906年出生于北京，名叫溥仪。依满洲习惯在名字之前另加爱新觉罗四字。1909年登上清朝的帝位。”在法庭宣誓之后，溥仪开始用稍微有点嘎声的北京话，回答季南检察长的亲自讯问。

他管孙中山叫“伟大的人物”，用“腐败”形容清政府，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时报纸上的奇特新闻。

“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满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当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与此同时我便退了位。”从一个末代皇帝口中说出这样的话，也许真的是在苏联“学习”的成果。

出庭之前，控方的律师告诉溥仪，这八天的时间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提防被告律师设定的陷阱，尽全部可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完完全全的傀儡皇帝。照他理解，自己傀儡程度越高，自己需要承担的战争责任就越低，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溥仪预料的那么顺利。

专研溥仪的学者王庆祥在分析溥仪当时的心理时认为：“刚开始时，他也是很激动的，他也揭露了一些问题。但是后来呢，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都出来指责溥仪，就讲溥仪本人也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你有责任，在那个问题上你也有责任。这就让溥仪真的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想推推托不掉，想承认，害怕自己今后受到严厉的惩处，所以他这几天真的是很不好受。”

“溥仪这才意识到，东京这个审判虽然没有针对着自己，自己呢，没有站到那个被告席上。但是早晚有一天，他会站到另外一个被告席上，他的罪行会被清算；而那些罪行呢，又是和现在的这些日本战犯的罪行，连在一起的，关联在一起的，如果现在揭发了他们，那么以后也会成为自己的罪证。”

开庭的第八天，溥仪在结束作证前提出一个爆炸性的建议，他主动提出第二天可以讲一讲日本天皇，毕竟溥仪两次访日的期间都与日本天皇有过密切的接触和密谈。

当晚正当溥仪为第二天的作证做准备时，突然接到了法庭的通知，告知他的作证已经结束，他可以返回苏联。

981号犯人

1950年8月5日早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管教黄国城将一套新的囚服递给溥仪的时候，觉得溥仪有些情绪。

“对这衣服他有想法，他总觉得这个衣服好像寿衣、死人衣裳，穿上这衣裳就完了，”黄国城回忆道。　

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抚顺市内浑河北岸。1936年日本人修建时称之为“抚顺典狱”，1950年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改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包括日、伪、蒋战犯在内的战犯982人。溥仪从苏联引渡回国后，正是被关押在这里。

溥仪拿到自己的囚服时，看见囚服的胸前绣着编号“981”。从此这成为了他在这里的名字。

溥仪一生有过多种称谓：1908年他三岁登基的时候，老北京都管他叫“小皇上”；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他又成为“康德皇帝”；1945年到了苏联后，迫于时局，身边的人改口称他为“上面”或者“溥大爷”。这些称呼溥仪都听着不顺耳，反而这个“981”倒让他觉得免去一分尴尬。

“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溥仪怎么长得这么个样。”黄国城回忆道，“以前的照片，那是相当威武的，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个德性，也不怎么的。戴个近视眼镜，和正常人也没啥区别，说话完全是北京口音，生活非常糟。啥也不是、什么也不会，就这么个玩意儿。”

更大的尴尬接踵而来。战犯所为了更好地锻炼溥仪的生活自理能力，刻意将他与家族的小圈子分开关押。失去了陪伴在身边30多年的左膀右臂，溥仪连最基本的生活也无法保障。

“挺遭罪的，”当时的护士长赵毓英对溥仪有几分同情，“他也没法，他的家人都与他分开了，现在与他同屋里的人没有义务帮着他。他就跟不上人家，早晨到了钟点该叠被的时候，大家很快把被整理好，像军队那样的。他被子叠不上，穿衣服穿不上，大家上外面集合去了，他也跟不上；衣服更不会洗，所以这个阶段他根本就没洗过衣服。想求人家他也开不了口；洗衣服，弄个盆，鼓弄半天也弄不上来，就挺遭罪的。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有一次，贺龙来管理所视察，”管教罗凤臣回忆说，“他提出要见见溥仪，那天正好我值班，拿传票到号把他提出来了，我说溥仪你出来一趟，结果他忙活了半天，出来一看衣服不对扣、斜的，鞋带都不会系，裤子也是皱巴巴的。就这样见首长了。”

“战犯所组织劳动糊纸盒子。溥仪糊纸盒子笨死了，这纸盒子糊出来，哪个盒子最次、最难看、最歪的就一定是他的，”罗凤臣说。

一些小的“计谋”倒是可以解决最直接的困扰。

——洗澡。溥仪不愿意和其他人在一起洗澡，怕别人埋汰。轮到他的监号洗澡的时候，溥仪第一个冲出来，跳进浴池赶紧洗。赶到别人下水前，他已经洗完出来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倒马桶。每个监舍都会安排值日生，轮流打扫卫生，倒马桶、扫地等等。溥仪一听说要倒马桶就慌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所长注意到了溥仪的情况，发话说值日的事情溥仪就免了吧。溥仪才长吁一口气，就像大赦了他一样。

“没有精神”是管教罗凤臣回忆时对溥仪最深的印象。“你看他晃荡晃荡，跟个傻子似的。不像电影电视里演的那样，做皇上的时候那么精神，”罗凤臣回忆道，“其实当皇上的时候也是傀儡，也不是那么精神。他非常孤立，原来大伙都围绕他，现在都不理他了，大臣也不是大臣、下属也不是下属、侄也不是侄，就他一个人被完全孤立了，所以那个阶段的溥仪是非常苦恼的。”

被嘲笑、受歧视、被孤立、碰钉子，这是40岁的溥仪从未遭受过的。大多数时候，溥仪选择了沉默，与舍友不说话，与族人也不说话，有的时候受了一肚子气，被逼急了的时候，还有他实施“报复”的方式——占马桶。

“他也会使点坏，坐在马桶上不起来。他的那味儿太大，别人受不了。别人要用马桶他也不让、占着，”管教刘家常回忆，“别人白天不是说他坏话吗，他还击不上来；别人不是讽刺他吗，他不吱声憋气。到了晚上我熏死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