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此援引罗点点的叙述，是因为她文字的简捷;但笔者觉得对父辈的理想是抵触还是接受，爱琴还是有抉择的自主的。她最终选择了承受情感的痛苦，说明她决定以父辈的理想、信条，为自己的理想和信条。

在共产党有着崇高威望，人民把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中国的诞生都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之际，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子女，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那是从心底感到高尚的、必然的选择。

如果说刘爱琴的婚姻，是出于党的利益和原则、国家体制不同的考虑；刘允斌的婚姻中，就又多了中苏关系始终隐藏着难料变异的因数。

关于刘允斌的婚姻悲剧，同为中南海里孩子的刘亚非的父亲刘振德，有一简要的概述，他曾于1956年至1967年间，在刘少奇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他回忆说:

允斌曾向我谈起他的婚姻问题:“我们的离婚是迫不得已的，我们之间感情上没有丝毫的裂痕，我们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坚持回祖国工作。这种生离死别给双方心灵上造成的折磨是多么残酷呀！”

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我感到了他内心深处的不平静。

“我在苏联学习时，爸爸多次写信教育我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而我自己也发奋读书，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识学到手。就这样，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几乎把身体累垮。爸爸得知这一情况后，写信严肃地批评我说：‘要知道，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健康，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必须马上改变那种摧残身心健康的学习方法。’那时，外国人非常佩服我的刻苦精神，但又都不赞同我那种玩命的学习方法。当然我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婚姻问题了。后来，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而且又不能马上回国，所以就和追求我很长时间的苏联姑娘结了婚。那时中苏关系是很好的。我的学业即将结束时，爸爸给我写信说：‘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说实话，接到爸爸的来信，我的思想上斗争了好几天。我多么希望早日能回到生我养我的祖国，能回到父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才得到的这片古老而神圣的热土呀，我知道国家花了那么多钱送我们出国留学是为的什么，但我已不是独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们夫妻感情很深，我怎么舍得离开他们？我一直动员爱人跟我到中国来，但她因不懂汉语，而且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别，她也曾来过中国两次，试了试，怎么也无法适应我们这里的生活。我试图动员她和我一起回来的希望破灭了。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而她却坚决不跟我来。这样，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几年才离了婚。我愧对她们母子呀，在我们许多人的想象中，好像苏联人结婚、离婚都很随便，其实各有各的规矩，特别是有了两个孩子的妇女再想找到理想的伴侣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真为他们的未来担忧……”

允斌的那位苏联夫人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58年。我曾带她到外交部办过出境手续。她只会用汉语说几句简单的问候用语。她在少奇同志家只住了十几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紧张，而允斌又是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所以谁也很难抽出时间来陪她。语言不通，生活又不习惯，她怎么能耐得住这样的寂寞呀。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在饭厅陪她坐了一会儿，用生疏的俄语想一句说一句，同她交谈。但这无法排泄她心中的苦闷。允斌不在家，她就寸步难行。

她这次回国以后，他们两人才下了离婚的决心。当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他们的离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注:见刘振德著《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

其实，经受心灵折磨的并非只有刘允斌和他的苏联夫人玛拉，要孩子做出艰难选择的父亲刘少奇，他的内心首先要经历一番苦涩。特别是当他的三个孩子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时，他对苦涩的咀嚼就要重复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