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说:你们也要尝尝吃不饱的滋味
刘少奇和王光美感情很好,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幸福家庭。不过,刘家的经济拮据在中南海也很出名。夫妇俩的工资加在一起有500多元,按理讲已是不少了,但是家里子女多,各项开支大,把必要的花销一刨除,手头就有点紧。两人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付工资40元,每月房租、水电等费用40元,再加上几个孩子每月上学的费用近100元,还要给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零用钱等,工资所剩无几。
刘亭亭回忆,她在学校读书时,所有小孩子平时都有几分钱零花的,那时学校伙食太差,附近小胡同有卖小萝卜、糖葫芦、冰棍的,别的小孩一个星期能买一两样慰劳自己,刘家子女只有眼馋的份儿。
兄妹们每人每年只能买一双新鞋,男孩子穿鞋费,总是买新鞋的时间不到,鞋子已经惨不忍睹了,但还得凑合着穿。孩子们穿哥哥姐姐剩下的衣服,经常分不出男女。
1960年初,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华访问,在和刘少奇会面时,提出想见一见他家的孩子。刘少奇爽快地答应了,但王光美却开始发愁。她觉得孩子们的衣服难登大雅之堂。特别是刘亭亭,所有裤子都有补丁,最好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上还划了个三角口子。她一度想过到北京市去借几套搞外交仪式时献花儿童的服装,最后还是将就了,让阿姨在三角口子上缀了朵小花掩盖破绽。
刘少奇给子女降低了生活水准,但在对孩子的其他方面要求甚严,而且有细致具体的指标。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毅力和体质,他制定了一个“成长进度表”:9岁学会游泳,11岁学会骑自行车,13岁能够自理,15岁独自出门。
60年代初,“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大饥荒席卷中国,刘亭亭当时在学校住宿,这位国家主席的女儿竟然因为饥饿两次晕倒。
鲁豫:听说三年困难时期,您在学校饿倒过,当时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刘亭亭:家里吃的肯定比一般老百姓要好。爸爸有时候看我们饿成那样,他自己就吃一口,然后把盘子从最小的孩子开始传,一个一个传下去吃。我妹妹没出生之前,吃饭都是我盛第一勺,第一勺盛得多,因为我晕倒过,学校要求把我们接回来。爸爸说现在人民都吃不饱,你们也要尝尝吃不饱的滋味,这样等你们将来开始为人民做事了,就知道怎么才能不再有让人民吃不饱的日子。
他对男孩更狠一点儿,我哥哥13岁那年暑假去当兵,一开始在警卫局的部队站岗。14岁时,爸爸让他去当骑兵。哥哥自己还挺兴奋的,但我母亲不同意,说这不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俩当着我的面吵嘴。
鲁豫:您见过毛主席吗?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是主席跟你们家的哪个小孩儿握手,是您吗?
刘亭亭:是我,我们每个月都见面,因为中南海有时候搞舞会,他们去跳舞的时候,我跟我哥就站在后台看,看完了我俩也比画一下。所以那时候能见着毛主席,周总理见得也比较多。我们在北戴河休假时,和总理住一个院子,吃完饭,我们就跑到总理家想再吃些水果或点心,因为我们家没有。
1963年,我爸去四国访问的时候,有一天总理突然把我和刘源、刘平平叫去,花了一个下午时间跟我们打乒乓球。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中央得到情报,国民党特务要在柬埔寨炸我爸的车。总理可能怕有意外,就把我们召到一块,最后得到报告说没事了,他才放心地说,你们回家玩吧。
当时阴谋刺杀刘少奇的事件被称为“湘江案”。1960年5月,周恩来访问柬埔寨,受到西哈努克亲王的热烈欢迎。美国和台湾当局看到中柬友好,断定中国最高领导人肯定要到金边回访,因此密切关注北京的动向。
1961年底,台湾当局在南越西贡设立情报站,布置刺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计划。他们决定以“挖地道、埋炸药”的方式,在刘少奇访柬的必经之路,即金边机场与市区之间的公路引爆炸药。中国获得这一情报之后,于1963年3月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组长,确保刘少奇出访安全。4月28日夜,柬方有关部门逮捕了46名台湾特务,案件遂告侦破。这时,距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只有48小时,一切有惊无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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