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亿人看八部戏

　　陈胜民1974年参加工作进入前进电影院，那是电影院最为萧条的时光。电影院经常被挪用为开批斗会的场地，只有在没有其他用途的时候，才会放电影。普通观众能够看到的只有八个样板戏以及“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很多人总结文革时期的电影，就是“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

　　陈胜民回忆，那时观看样板戏影片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机关、工厂、学校要组织集体观看，门票也是半价出售。除了包场外，很少有人花5分钱、1角钱去看样板戏。电影院有时也会放些供批判的“毒草”电影，这时人才会多些，不过大多数观众都在电影放映后才摸黑进场，快结束的时候就提前离席。

　　不仅电影院，电影拍摄也一片沉寂。从1966至1970年间，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厂无一部电影问世，许多知名导演和演员遭受迫害，绝大部分建国后的影片被认为宣扬封、资、修低级趣味和为“走资派”歌功颂德遭到禁映。1970至197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受命摄制了包括《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在内的八大现代京剧样板戏。

　　即使如此，在农村，人们仍然愿意从单调的电影中寻找起码的慰藉。曾在江西下放的上海知青吴艳芦说，由于平日没有其他的业余生活，一月一次的露天电影是整个镇子的节日，她和几名知青从中午就要出发，走十多里的山路到镇上，很多老乡提前三个小时就搬着凳子来占座。由于早已没了座位，他们往往和一群孩子在银幕的后面看电影，“除了下面的字幕是反的，其他都没什么区别。”她下放期间仍看了《红灯记》13遍，《沙家浜》9遍，至今还能唱出大段的台词——原因很简单，那时的文化生活，比电影更要单调。

　　早在文革开始后，出于拍摄样板戏和反修的需要，国内曾引进过不少国外影片，但这类影片都不能公开上映，只能在一些中央部委礼堂和少数电影院有限制地放映，被称为“内参片”，只有少数人才有资格观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的陈山当年正在北京大学读研，他整天奔波于各个部委礼堂，就为了多看几部“内参片”。有些影片甚至没有译制，有一名懂外语或看过的人站在一旁，按照情节发展进行讲解。

　　人性登上大银幕

　　1978年，知青吴艳芦回到了上海。这一天，她从亲戚手中，拿到了两张“金贵得不得了”的电影票，电影的名字是《望乡》。这部反映日本妓女生活的电影一经放映，就轰动一时。吴艳芦还记得，当出现一些裸露镜头时，电影院里无比安静，同去的女伴甚至不好意思地扭过头，紧紧地抓住吴艳芦的手，却不时用眼角偷看银幕。

　　包括《望乡》、《追捕》和《狐狸的故事》在内的三部电影，是邓小平1978年访日后，为了加强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从日本引进的。尽管经过了严格的删减，仍给当时的国人带来了无比的震撼。

　　1978年，对于与政治风云息息相关的中国电影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新被作为文艺方针提出。

　　电影的政治宣传功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一个事实是，文革时期《新闻简报》类型的电影突然没了踪迹，偶尔作为暖场在电影之前播放。而大量“文革后”新片涌现之后，连样板戏也很少上映了。

　　根据《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以谢晋、滕文骥、杨延晋、于洋为代表的第三、第四代导演，在亲身经历过十年浩劫之后，推出了《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芙蓉镇》、《戴手铐的旅客》等一系列“伤痕电影”，将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等小人物的情感、思想和生活遭遇搬上了银幕。“人性”的挖掘成为了这一时期电影的主题，人物不再是完美无瑕，而变得有情有义、会哭会笑，一改文革电影的阶级斗争主题、过程模式化、对话口号化。

　　此外，为响应当时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时代潮流，出现了如《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庐山恋》等影片，在题材和电影语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曾经盛行过多种多样的类型片，这样的影片在文革期间乃至文革前都难以想象，包括喜剧片、农村片、爱情片、戏曲片、儿童片、反特片等等。各类型的电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观影高潮，《白蛇传》、《咱们的牛百岁》都创造了数亿人次观影的票房奇迹，而《少林寺》在几角钱一张票的情况下还收入一亿票房。每年的金鸡百花奖都能收到数百万的来信投票，连带着《大众电影》也洛阳纸贵。

　　此后，我国陆续从法国、日本、南斯拉夫、印度等国引进了一系列影片，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冷酷的心》、《大篷车》等。这些国外演员的装束、外形都成了时尚潮流，青年们开始蓄留“石村警长”发型，穿“瓦尔特”服装，电影台词也成为人们交往的时尚用语……

　　电影已经成为一扇打开外面世界的窗户，那时，很多女孩子上电影院看译制片，更在意女主人公穿了什么样的好看衣服，寻思着给自己也做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