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乔家大院

乔家始祖乔贵发，祖居祁县乔家堡，因其父母双亡，早年常为人帮佣，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秦姓结为异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开始在萨拉开厅合成当铺做伙计，稍有积蓄，便转到西脑包开草料铺，兼销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杂货。二人苦心经营，生意日见起色。但后来又一度亏赔，几乎歇业。乔只好回原籍种地，留秦姓守摊。乔回原籍后娶积氏为妻，后续李氏。

乾隆二十年（1755）口外粮食丰收，秦氏趁粮价低时购存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秦把黄豆出售，获利颇丰，便把乔从原籍叫来共同经营。乔秦二人把店移到东前街，开设客货栈广盛公，乔秦二人当上了财东。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倒卖“买树梢”蚀本。所谓“买树梢”就是当农民急于用钱时，将其青苗作抵押，商号借钱给农民。广盛公这次“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幸当地往来业户支持，议定将广盛公欠款缓期三年归还，使广盛公得以苟延残喘。到三年结账时，广盛公不但还清了债款，而且大有余利。秦、乔认为此乃复兴基业起点，便把广盛公改名复盛公。乔氏以在中堂、大吉堂、进修堂、德兴堂名义，秦氏以三余堂名义，在复盛公共投资白银3万两，业务仍以经营油粮米面为主，后又兼营酒、衣服、钱铺，买卖日益兴隆。

乔家子弟恪奇祖训，定有家规，不准嫖赌，不准纳妾，不准酗酒。因此乔姓家业兴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赌，挥在浪费，渐从号内将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乔家补进，最后复盛公14个财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为乔姓之股。

复盛公成为乔姓之商号后，买卖兴隆，继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和复盛菜园。后来又在包头城内共开设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有19个门面，四、五百职工，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故包头城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先后在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各城镇设立商号。光绪十年（1884）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最初资本 6万两，中期增银12万两，最后增至35万两。大德恒票号资本10万两。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徐珂《清稗类钞》载，乔氏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实际不止此数，清末乔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1000万两以上，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有资产数千万两。

乔氏在商业经营中很注意网罗人才，这也是乔氏商业长久兴旺的重要原因。如祁县人阎维藩（1859－1949），原在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任职时，曾为福州都司恩寿垫支白银贿官，总号认为阎违背号规，要处置维藩，不久恩寿升迁汉口将军，但维藩因处分之事不快，已决意辞职。乔致庸得知消息，认为阎善于交给官府，又是个经营人才，派其子学仪专程途中截迎，礼聘阎氏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许全权处理号事。阎为报答乔氏知遇之恩，弹精竭虑，苦心全营，使乔氏商业获益非浅。乔氏为其商业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结官府。乔映霞就认为花钱捐官买来的只不过是死后铭碑上的殊荣，并无可骄傲之处，而花钱结识权贵则可作为经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场失意，又可另外交结新官吏。也就是说前一个靠山倒了，还可找新靠山，使商业经营不受影响。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